吴平
　　2020年5月，我做完面部肿物切除手术后的第七天，首份病理报告姗姗来迟。一个女医生把妻子喊进了办公室，告诉她：“结果不好，应该是恶性的，腮腺处的肿瘤如果严重的话，转移是非常快的。”女医生的言外之意很明白，要妻子有个心理准备。
　　二姐的电话这个时候打了过来，妻子走到走廊尽头接听。两个女人在电话里哭，二姐哭着说：“这怎么办，天塌下来了！”
　　三天后，正在徐州实习的女儿赶回了合肥。学临床医学的她在医生办公室和我的主治医生谈论我的病况。医生说，从首份病理报告来看，虽然表述的是“不排除黏液表皮样癌”，但凭临床经验分析，基本可以确定是癌了。医生接着说：“不过，即便是恶性的，也有高分化和低分化之分。如果是高分化低度，便无大碍；倘若是低分化甚至是低分化高度，那就有些麻烦了。”说话间，医生不经意地敲打着键盘，他惊讶地发现，我的补充病理报告十分钟前刚刚出来了：符合黏液表皮样癌，恶性，低度。
　　吁了一口气，女儿走出了医生办公室，搂着她妈的肩膀，笑了。
　　那天晚上回到家，女儿在卫生间吹头发，嘴里哼着曲子。妻子责怪她：“你爸还在医院里住院呢，你怎么高兴得起来？”女儿回她：“妈，对于老爸和我们一家来说，今天的补充病理报告是目前来讲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了，我们应该高兴才对啊。”
　　妻子一脸不解的神情。女儿走上前，一把抱过她，在她的耳边轻声地说：“妈，我们要知足的。”
　　一转眼五年过去了。今天，利用双休我带妻子去绩溪转转，在疾驰的高铁上，妻子给我聊起这些我之前并不知道的细节。望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斑斓秋色，我转过头拉住妻子的手，认真地说——女儿说得没错，我们要知足的。